| 潮商退“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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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3 月 17 日 11 时 14 分 45 秒 来源: 《中国商界》杂志 陈智峰 2002-8-2 13:3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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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虽然从来没有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曾经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光芒远比晋商、徽商耀眼得多。西方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而潮州人不仅具有中国人聪明的脑袋，而且还以善贾闻名，是东方的犹太人。“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无疑是对于潮商的极高的评价。但是，到了今天，由于潮汕大地的诚信缺失，潮商的身份竟然成了潮州商人经商的障碍。 或许“潮商退‘潮’”的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毕竟，在全球约一亿的潮人中，三分之一在海外，三分之一在潮汕本土，三分之一在国内其他地方。因此，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潮商的发源地潮汕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退潮。但是，从根部开始的腐烂是最可怕的——潮汕地区经济中诚信的缺失已经严重损害了潮商的整体声誉，危及到全体潮商的生存发展。 商帮 粤东韩江三角洲的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了李嘉诚、陈弼臣这样的商业巨子。在唐朝之前，潮州是韩江的出海口，所谓潮州，就是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唐朝以后，韩江三角洲逐渐南移，潮州成为内陆江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里，潮州府被列为通商口岸，由于潮汕人坚决反对英人入城，于是将口岸设在出海口的汕头。1861年，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楼船万国”、商业繁盛，赢得了“百载商埠”的美誉。从此，汕头逐渐取代潮州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所谓潮商，即是指潮汕地区的商人。 潮汕人善于经商，跟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潮地远离河海交接之处，远离广东的中心城市广州，使之有可能自成吸纳粤东甚至闽西南、赣南货物集散地。同时，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这使得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另一方面，“耕地如绣花”的细致作风也被其带入经商活动，诸多因素，使潮商逐渐名声远播。 潮商崛起的明清之际，也是中国大多数商帮形成之时。当时潮州商帮与广州商帮组成广东商帮，其人数之众、经营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雄厚为世人所瞩目。潮州商帮经营商业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国内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更多的活动还是在海外。 与广州商帮的海上贸易不同，潮州商帮主要是亦盗亦商，而前者则是亦官亦商。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不是经商者的出身与社会构成，而是封建朝廷的海上贸易政策制约了从商者的经营方式，也决定了从商者的观念与社会构成。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是传统的观念，严格控制外贸口岸是封建王朝的一贯政策。广州是全国沿海城市中的幸运儿，从唐置市舶使直到明清的海禁时期，一直是全国仅有的少数几个通商口岸之一。广州的海上贸易与口岸进出货物，是合法行为。官方为获取税收利润，对其进行保护、鼓励，以招远客。相反，地处粤东一隅的潮州就难以得到这种待遇。唐宋时期的潮州城，虽是粤东一带的货物集散地，对外贸易日渐增加，但却并未有直接的外贸经营权。这种政策无疑限制了潮州的商业活动。沿海居民为了谋求生路，一方面由海外贸易转向经营沿海航运，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走私，一时海盗盛行。官府在打击无效的情况下，对海盗实行招安，由是造成了官、盗、民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直至1567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作合法。 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不仅对潮州商帮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对潮州商人经营特点有深远的影响。潮商由是形成了坚韧不拔而又善于寻找 机会、铤而走险、四海为家而又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重视血缘、地缘、团结的自立能力。 门槛 在农业社会，当地的人文往往是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潮汕地区虽平原居多，但人口稠密，故以精耕细作而闻名，这就形成了潮商精打细算的经营作风。 从清朝末年，潮商开始纷纷进入上海，其精明至今仍令当地同行自叹弗如。上海人把精明能干、擅于计较称作“潮州门槛”。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潮汕人的精明。当年潮州商人得知上海方浜以北的黄浦江滩将被划入法租界后，抢先将位于此处的会馆地产卖给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法国商行——富硕行，使潮州会馆在法租界内保存下来。正是诸如此类的棋高一着的行为，使上海商界同行对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1966年，大陆“文革”波及到香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香港房地产市场价格疲软，价格猛跌，房地产商竞相抛售。潮商李嘉诚预料到香港社会不会崩溃，而且很快会恢复生机，于是不退反进，在别人廉价抛售地产之际，大量吃进，结果正如他所料，香港社会很快恢复平稳，房地产价格猛升。李嘉诚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成为香港的头号“土地爷”。 潮商精打细算、对市场极为敏感的特点在今天经济活动中仍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位保健品公司经理发现，潮汕商人经常低于进货价出货，例如厂家给他们的口服液价格是21元一盒，他们往往20元甚至更低就卖去了，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潮州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位经理发现了潮汕商人的秘密：这些潮汕商人是专门做批发下游潮汕小超市与小店生意的，为了吸引下游主顾,他们便经常用这种畅销产品作为诱饵，故意亏本出货，在引来更多的小店进货的同时，小店也往往要进其它高利润产品的，因此，对潮商而言总体来说他们还是赚了钱的。另外，这些潮汕商人经常与另外一些深圳大的潮汕系保健品批发商彼此低价换货，从而大家拿到的都是最低价格的货，同时，他们可以利用销售返点获取利润。这些小小的“伎俩”在一些外地商人看来很难领会，而潮汕商人却玩得得心应手。 喝茶 很多人不喜欢潮汕人，因为两个潮汕人碰在一起就会叽哩咕噜说别人听不懂的潮汕话，排外色彩太浓。但是，潮汕人的乡土认同感与抱团精神正是潮商走向辉煌极为关键的因素。 对此，潮汕人是这样解释的：由于人多地少，他们不得不飘洋过海，背井离乡；由于身在异乡，他们不得不抱团作战，苦心经营，聚敛财富。 潮汕人的老乡认同象征有两个，一个是其独特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远近闻名的功夫茶。几乎在每一个潮汕人开的店里，都可以找到一套功夫茶具，即使在现今上市公司的办公室里也不例外。记者在潮汕采访期间，每到一处，无论是政府还是知名的公司，都要喝上一杯功夫茶。一副茶具摆开，周围坐着一帮人闲聊，不但沟通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潮汕人通过功夫茶互通各处的商业信息。哪里有发财的消息，他们就会朝着哪里去。“商者无域”是潮汕人的经营特点，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比如说，当一个新楼盘盖起来后，潮汕人会联合起来在一条新街上开一系列店，如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等，针对新住户家庭需要，店面服务与产品互相补充，互相带来人气。一两年后，潮汕系们又会改头换面，纷纷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 潮汕人认老乡与其他地方不同，老乡相互之间不讲等级，贫富同等交往，如果某一潮汕人得势，必然任人唯亲，且亲的一定是潮汕人。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些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与各种艺术、娱乐、宗教、慈善团体等。仅目前在香港登记的潮汕人团体便达到了100多个，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团体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认同意识对于潮汕人经商有莫大的好处。初次经商者，老乡的帮扶及经验的传授使之能尽量少走弯路，并且在困难时得到及时的支持。经商者之间广泛的商业信息沟通与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体中鹤立鸡群。 潮汕人林万任讲述的一个例子极为典型。香港的120多家潮商药材店，其中与他的一位老乡早年创设的药材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接近100家。那些店东有的是他的亲戚、朋友、伙伴，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药材业的门径，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别立门户。 黑洞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李嘉诚、谢国民、郑午楼、连瀛洲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潮商名字背后的潮商大本营——潮汕地区，在20世纪的末期迎来辉煌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滋生着腐烂。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说：汕头是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实际上，在长达数千年的武装行商的旅途中，汕头在19世纪末已变成中国最有商业传统的城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国务院才会将汕头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那时，东方明珠上海都没有这样的荣光。 可就在这样的商业沃土上，现代潮汕的黑色经济疯狂生长，走私猖獗、骗税疯狂、造假难禁……接连不断的经济犯罪活动，将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长期置于混乱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丧失、形象受损、经济遭创、百姓受苦。在外地人眼里，潮汕货就是“假冒伪劣”的同义语，潮汕人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丧失信用的潮汕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中国信用缺失地区的黑名单。 在中国日化两大生产基地之一的潮阳市峡山镇，假货遍地开花。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位官员对那里的足以以假乱真而且价格极其低廉的假货表示惊叹的同时，也不无叹息：这种聪明才智如果用在正道上，应该多有前途啊！ 2001年4月，广东省妇联对粤东“六合彩”赌博严重的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100%的家庭都参加过“六合彩”赌博。 然而，真正彻底毁坏了潮汕声誉的，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系列骗税案。 2000年8月7日，在极度震怒的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下，人称“807工作组”的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此后，一个巨大的黑洞逐渐清晰：在过去几年里，仅潮阳、普宁1000多户出口企业，98%以上都存在违法犯罪。工作组撤离后，经受无数次大小地震的潮汕地区其真实面目开始浮出水面。经工作组检查认定，汕头、普宁两地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在潮阳、普宁两地骗取出口退税案中，共有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其中19人被处极刑。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潮阳市铜盂镇一家宾馆，每间房门前都挂着一块铜牌，写着一个企业的名称，37间房37个公司，全部干着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勾当。有一个干部管了16户企业，其中15户是虚假企业。一些不法分子连88岁的老太婆、16岁的小女孩的身份证，都租来开假公司骗税。 诚信缺失的恶果在2000年开始显现出来。这年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一条令潮汕企业难受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加强对广东省潮汕地区出口货物的退(免)税管理。通知称“对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凡供货地或任何一环节的供货方涉及广东省汕头市……必须在申报退税单证真实、齐全、有关电子信息核对无误且排除一切疑点的基础上方可办理退税，绝不能以单证齐全、真实为由而不顾及其他”。这条通知的实质，是将以汕头为首的粤东四市列入了骗税“黑名单”。 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作为金字招牌的“潮商”两字，由于这场诚信危机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全国18个省宣称，不与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无潮货”。 汕头市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痛心地说，外面人已经把潮汕货和假冒伪劣产品划等号，不仅当地产品没有信誉，就连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准也受到怀疑，潮汕人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身为潮汕人的他，每当看到或听到这些时，总不由得感到脸发烧、心发闷。 “潮商”名声一落千丈，终于使许多企业为避嫌疑，不敢与“潮汕两字”沾边。位于潮阳的拉芳公司将厂址印为“广汕公路旁”，更有许多企业纷纷外迁，或者将总部迁到广州等地。据统计，近年来汕头迁走的企业多达1200家，仅2000年就搬迁了450多家。 更多在外地经商的潮商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国美电器的幕后老板、北京鹏润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光裕就一直深受其发家资金来自黑钱传闻的困扰。实际上，当年黄光裕北上创业时，年仅18岁。 陨落 “807工作组”的入驻，使一批潮汕本土的“潮商”纷纷落马，而令潮汕地区最为震动的，莫过于中国桂光集团董事长张桂溪的东窗事发。 张桂溪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按一位前潮阳市领导的说法，“在潮阳市，甚至在汕头市，张桂溪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的桂光集团被称为潮阳市经济“四大台柱”之一，张本人也被誉为汕头市的“纳税之星”。 1998年，张桂溪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一时名声大噪，被奉为当地的“金字招牌”。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前全国人大代表竟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7.9亿元。2001年4月，张桂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张桂溪及其父早先做木材生，1988年与港商合资创办了谷饶上堡桂光制衣厂，以生产“桂光一族”系列牛仔服装而闻名。产品曾出口到港澳、东南亚、西欧。1994年6月，张桂溪组建潮阳市桂光集团公司，并于次年出任总裁。1995年，张桂溪及其兄弟更是一次性投资四五千万元，从国外购进电脑绣花机12台，形成先进的电脑绣花生产线，为生产高档服装、文胸等提供半成品。据目前主管绣花车间的陈厂长介绍，仅这12台绣花机，每天生产出来的半成品价值便达24万元。很快，桂光集团的产值便名列潮阳市乡镇企业的第2位，每年上缴的利税达一两千万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桂光集团曾连续多年被潮阳市、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评为“先进乡镇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广东省模范纳税户”。 早在1998年，张桂溪就因偷税曾被国家税务总局直接查处，要其补税1亿多元。由于张桂溪的“特殊身份”，此事在当地没有张扬，后来也只补了几千万了事。但张并没有就此罢手，暗地里加紧虚开增值税发票，直到锒铛入狱。 2002年4月，记者来到位于潮阳市谷饶镇桂光集团的厂房，只见大门紧闭，没有开工，生产陷于瘫痪。 排外 几乎所有对于潮汕地区诚信缺失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些曾为人津津乐道的潮商文化基因。 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使潮州商帮身上有着亦盗亦商的双重性。虽然大部分潮州商人还是本分经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对经商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轻易能估计出来的。 在潮汕走私的重灾区潮阳市，人们的观念可用当地的一条民谚来形容：“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显然，这种价值观已经将法律理直气壮地置于一边。 在广州街头到处可见平价超市里悬挂着“岛内价”的字样。“岛内”两字源于20世纪30年代汕头市区小公园一带的金融黑市活动，相对于对外经济交易活跃的汕头，小公园一带被称为“斗内”，渐而成为有利可图的外汇地下交易的一个代名词，后来，“斗内”因谐音演变成为“岛内”。80年代初，走私商品泛滥市面，在汕头的镇邦路形成一个既批发也零售的市场，从家电到糖烟酒一应俱全，且价格低，成为各路商家及市民光顾之地，这里又被称为“岛内”。广州平价超市作为合法经营者却借用“岛内”的名称，可见这种法理观念的淡化。将一个有违法律精神的名字堂而皇之地用于店名，无论如何也是价值观的模糊，令人可悲。 与当年潮商亦盗亦商是由于受到官府的压制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末期的汕头曾是政策的宠儿。80年代初期，汕头是全国首批4个经济特区之一。在这种天大的政策馅饼面前，潮商精明的特性发挥出来了，他们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但这些商品没有被用来发展实业，而是更多地被倒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差价。不少个人和机构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助长了暴富的氛围。据粗略估算，整个潮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倒批文”超过3000亿元。 潮商的精明与贸易有关，但是忽视实业，注重短期利益，凭借倒买倒卖赚取利润，使本土潮商陷入了一种浮躁。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这种浮躁导致的后遗症是触目惊心的。直到2001年，新上台的领导班子终于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实业兴市”。这在21世纪看似多余的方针，对于潮汕而言，却有深刻的含义。 在潮商的传统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抱团的精神。过去，人情关系曾是潮商发展的助推器，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人情关系虽然还是通过潮语与功夫茶来沟通，但却已经在变质。一杯功夫茶喝下，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于是在“帮自己人”的幌子下，法律被抛到了一边。许多潮商相信，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而他们在这种人情观念的帮助下，确实也一度达到通天的地步。 这种人情关系渗透到潮汕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在严厉监管与惩罚的机制下，做“杀头生意”虽然可能会赚得大把高额利润，可一旦因为违法而被惩处，很可能会落得个坐牢与没收家财的下场，这就是“杀头生意”的高昂成本。这个成本实际上把所得到的高额利润冲走了。在法治严厉的环境下，从事“杀头生意”，平均利润率并不高，做这种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但如果监管者缺位，则“杀头生意”就成了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潮汕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对自己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其伴随而生的腐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政府部门对于那些没有人情关系的企业，尤其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卡、拿、要”现象严重，杀鸡取卵，致使不少企业不堪重负，纷纷搬迁。对与自己有人情关系的企业，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则是拼命保护，任其弄虚作假，严重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正当的私欲，导致骗税、造假横行。 从事过多年理论研究的原汕头市委副秘书长谢名家认为，重商的潮汕文化本来是开放的文化，侨居海外的潮汕人把这种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但在潮汕本土上反而从开放走向了封闭。改革开放以来，仅汕头一地留学出去的就达7万人。当地虽然也引进了一些外地人才，但由于本地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无形的排外意识，外来人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呆不了两三年就都走了。 人是文化的载体，先进的人才少了，潮汕文化的发展步伐自然就慢了，当地固有的商旅文化逐渐变味，其结果就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和当地人常说的“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滋长蔓延。 一些潮汕人成功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纷纷变质，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是用法律来调节商业关系，在法律的准绳下，如果潮商这些曾经优秀的文化基因不能进行适应性的创新，必然会导致从价值观到现实的混乱。 重来 潮汕的信用混乱，使潮商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潮汕本土如果再不重建诚信，潮商数百年积攒的商誉可能被彻底玷污。对此，海外的潮商群体也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香港潮商陈有庆对于潮汕本土的情形非常不满意，他指出，港人在大陆投资，也因为自己是潮商的身份而使自己取信于人难度加大。 痛定思痛，潮汕上下决心重建潮汕地区的信用。 2001年3月，在一番深思熟虑过后，汕头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决定专程到香港与潮汕老乡李嘉诚见面。其时，潮汕上上下下对此事极为重视，视之为汕头重建城市信用十分关键的一着棋。 潮汕人都知道李嘉诚在潮汕败走麦城的一些事。走在汕头海滨，朋友们都会指着两座大桥说，东边的这座跨海大桥叫海湾大桥，是李嘉诚出资建设的，西边这座大桥叫宕石大桥。当年在建海湾大桥时，汕头市政府承诺在若干年内将不会建第二座大桥，而实际上，就在海湾大桥竣工后的第二年，汕头市就建起了宕石大桥。 李嘉诚的失算还远不在此。1994年前后，李嘉诚的长江基建集团在汕头共投资9222.18万美元，兴建了长浦、长海、长湖三家装机容量均在10万千瓦左右的中型电厂。作为回报，汕头市政府保证长江基建在十年内每年回收10%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最低经营回报率保持在14%左右。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 巨大的失望让李嘉诚不再考虑在汕头投资。很显然，不取得李嘉诚的谅解，汕头招商引资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会见李嘉诚，是想用李在商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重新唤回人们对于潮商这一群体的信任。 这只是信用重建的一小步。信用网的建设，官吏的整治与法规的完善等，都是一项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在汕头市政府信用建设小组办公室里，市委副秘书长刘锦庭指着墙上的信用建设工程进度表说：信用建设有如一场战争。 实际上，战争的双方都是潮汕人自己。把自己当作敌人，消灭或改造自我，潮汕的出路莫过如此。惟有如此，曾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潮商才能笔直地挺立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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